樟脑丸子

今天突然被人问最近情感风波这么频密，是不是经历pre-30危机。

自己倒是不觉得。一直不觉得老，直到最近突然给一个力量击中，才有了一些动摇。

然后又有人来请做SM摄影作品的演员，突然想到，同样的事情，本人不会做第二次。有以下图片为证。

回家的时候，扁冲上来，几乎要把它整个摔倒在我身上。

一边叫和咬。

我顺手就把它翻了几个身，栓了链子遛它去。

突然有种亲人的感觉。养了这么久的小狗，终于让我感觉到它的感情。

其实很喜欢带它出门散步。慢慢地走，跟它乱说一些话，用落叶拾起它那些热乎乎的狗耙，然后和它在过了十二点的小巷里狂奔。

兽兽在我的做鸭一文后回了一篇激愤的文字，再次为同志平权付出一次充满兽性的努力。

我看完，想起和LG刚刚的聊天。他说：

－－为什么现在几乎人人都是GAY
    当年读书一个都不认识
    女权运动解放了半天
    倒是一帮男人得到解放了

我们又谈到，如果死的话，选择死在哪里：

－－死在一个小GAY可以爱我的世界
－－你是不是有点绝望过头了
    非要一个GAY去爱你
－－不是啦，万一在那个世界我是个男的呢
－－我决定提前进入非GAY非STR的时代
－－我要进入男女混爱的年代，为什么GAY男不能喜欢女人

消除同性恋和异性恋的二元对立才是终极的目标吧。酷儿的时代才是我向往的世界。

可能等不到这一天了。

尽管卤鹅、烧鹅，名字肉感强烈，颜色浓重，而且一丝不挂……但鹅加上“天”字，旋即大为不同。做一只鹅，也还划算。

做一只鸭就不那么走运。除了没有这种一步登天的福气，还被肢解成某一部分，比如最近“鸭脖子”在广州的流行。

楼下一家邻居，不知什么时候起，突然养起鸭来。不多不少，正好一只。一日见男主人在门口剁菜，喂鸭；另一日，又见他在门口洒水，喂鸭。

我带阿扁出去，扁见鸭，猛冲上去，鸭飞狗跳，之后扁脖上就多了一条狗绳。

一晚，夜里都快十二点了。带扁出门，荡回家的时候，发现那只发育极速的鸭，站在家门对面的石头人行道上。昏黑的路灯照不到它。男主人在一旁蹲着，突然打亮手里的电筒，蓝白色的光照在一只黄黑雏毛间杂的鸭身上。它整理着自己的羽毛，不但没有芭蕾舞的踮脚尖动作，甚至连脖子都缩得极短，往一边歪去……

鸭主人是卖桔子的小贩。

在我家住了20多天，扁身的螨虫和其他乱七八糟的皮肤病已经基本痊愈。终于等到了见人的一天。

从下半身开始。广告－－要领养的联系我！！广州本地为佳！

昨晚在书房突然听见老马在客厅搞出怪响，探出来看差点被扫帚打了个扁血淋头。（ps.我家狗叫阿扁，广告－－谁要收养！？）

只见老马赤裸上身，挥舞着扫帚，跟着一只深灰褐色的蝴蝶在客厅转。猫们都仰着头，一会在他左边，一会右边，发出半像撒娇半像赌气的喵喵声，现场气氛极其不正常。时值半夜1点有多。

因为光管亮着，蝴蝶不肯飞走，过了一会，被追得不耐烦了，居然报以高空速降。老马中邪地发出“啊～～”一声长啸，跟猫一起扑过去。

“不许吃庄子！！”

－－是为老马救庄子的故事。

今天跟老马从体育东路1号的OGGI意大利餐厅（这名字起的……），向IKEA的方向前进，经过地铁站旁边的一间碟店。买了一堆样板老电影。正跪在货架前瞻仰的时候，老马硬拉我过去帮他释“琴”。

“古琴是什么？扬琴又是什么？”

“古琴是那个弹起来咚咚咚响的，扬琴是敲起来咚咚咚响的。”一边指着CD封套上的图片给他看。

“那么蔡琴是什么？”他一脸无邪地指着另外一张唱片。

－－是为老马问蔡琴的故事

当我说他是一个美得让我困惑的男孩时，Shu Kei答到“like Death in Venice?”

再恰当不过。

最可（以）爱是他对自己的美丽并不在意。

他就像从电影里走出来的美少年，但是又有电影里的美少年让人捉摸不定的一面。聪明、深思、谦虚、细心。

当他走进办公室的时候，我发现女孩看他的目光。不同于注视一般男孩的目光……我这么想。难道她们也有我这样的困惑么？

恰巧今晚谈到Tiresia。希腊神话中经历过男人和女人，又变成男人，然后又解答了宙斯和赫拉争论的问题的人，他说：女人的性愉悦有九分，男人仅有一分。和一个兼有男女之美的人谈论Tiresia，脑里闪烁着水城少年依稀的身影，听James Blunt的《You're Beautiful》……

罗命……

虽然《镜头里的故事－－聚焦中国艾滋病》（广西人民出版社06年版）这本书写得有点保守，但是一些句子，的确很有力量。比如在写桂希恩医生的章节里，有这么一句：“在他那本《战胜艾滋》一书封面处，他引用了伊朗诗人萨迪的话：如果你对别人的痛苦无动于衷，那么，你就不配为人。”另一句在些汪德强医生的章节里，他说：“我们痛恨艾滋病，但不痛恨艾滋病人。”

这两天和阿甘讨论，也在想，对于中国的艾滋病患者，我们能做什么？到底能做什么？是要帮他们建立一个公平平等的社会呢？还是让他们在弥留之际能够最后一次享受到被爱的温暖，有尊严地死去？

对于艾滋病患者来说，所谓的和谐社会对他们并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他们需要的是药物，是钱，是别人给予的人性的温暖。当现阶段的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根本不愿意给予他们这些最基本的东西时，我们这些离他们虽远还近的人，可以做些什么呢？

当我希望自己能够也为他们做一点实际的事情，并为此和别人争论时，我也检讨自己是否表现得让其他人认为我以此获得道德优越感。我希望不是。我只希望大家能多想办法，来帮助那些可怜的身心备受折磨的人。

老马半夜突然放弃他钟爱的网络围棋，冲进我的书房里说：

“我们应该准备一张台，
然后把狗放上去，
就可以喊，
‘阿扁－下台’！”



PS.我家狗叫阿扁……

在香港演艺学院放完《中原纪事》后，有学生问，艾老师做性别研究，为什么在片子里没有反映呢？我对自己当时的回答不是很满意，我举了个例子：电影里本来有一句话，是被采访人说的，她十岁不到的儿子因输血感染了艾滋病，她说，“我儿子这么小，不可能吸毒，也不可能是同性恋，怎么会得这个病。”结果老师后来把这句话拿掉了，认为这又是在同性恋与艾滋病之间划等号，是歧视。但好像并未解释清楚从关注同志到关注艾滋病之间的关系。前晚去老师家拿碟，听她在电话里给南都一个记者“上课”，说到为什么要支持同志运动，她说，无他，就是为了争取让大家享有同等的权利。很简单的一句话，但她为此做了很多，甚至把自己的既得的“权利”也牺牲了，冒着随时可能被限制自由的风险。

对艾滋病毒感染者、艾滋病患者的关怀，亦很简单，即是为他们争取作为人的基本权利，消除社会对他们的歧视，让他们得到起码的权益（本来应该是更多才对）。由于最近开始关注这个课题，从老师家借了一些宣传读物来看，开始学习怎么去看待这个疾病。

这两天看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出的两本同名小册子，叫《希望与帮助》，渐渐明白为什么老师能够以极高的人文情怀拍出《中原纪事》。一般人对艾滋病的想象是极其灰暗、毫无希望的，艾滋病和烂疮、恶疾、形销骨立、死亡几乎等同（这种宣传手段是错误的，为的是让那些“道德败坏”者产生畏惧心理，但实际效果却是让患者遭受巨大的精神痛苦），就像我前几天看了一部叫《抱抱我！亲亲我！》（1992）的日本电影，前半段极度压抑，得知罹患艾滋病的人那种绝望，甚至使我产生一种感觉：这个世界只分成两种人，一种是尚未患上艾滋病的人，一种是艾滋病人。此间的差别，如同生与死。带着这种观点，无法不走到惧怕、歧视这一步。

但读了书后，开始渐渐觉得其实艾滋病并非如此可怕。它唯一让人沮丧的地方是，我们依然没有办法预防它。至于它不像癌症那样不具有传染性，又经常会与性交、吸毒等行为联系起来，这是带有偏见的疾病隐喻，并不可取，尤其当了解到其他感染渠道后（如卖血输血、母婴感染），你会觉得这个疾病的存在情况与传播速度超出你的想象，远远不是一个所谓的道德问题那么机械。去除隐喻后，其实简单来说，艾滋病就是一种让你更容易患上其他病的病。而这些其他的病并非如同我们经常在照片上看到的那么肮脏，它们也是普通的疾病，可以治疗，可以克服。

第一次在老师家的电脑上看《中原纪事》，她很得意最后的一组镜头，春天翠绿生长的植物、周遭生存着的动物与被疾病摧毁的农村、在坟头痛哭的农民交叉剪辑，老师认为剪得好，一面生机勃勃，一面死云惨淡。我开始有点不理解，是否中间反差太大？但是现在觉得这正是别人可能无法企及的一种认知，一种面对死亡后，依然有勇气对抗疾病的积极态度。

今天中午翻了一下香港乐施会出版的慈善杂志《无穷》，在香港“七一”吧（六－四吧的前身）拿的，怕因为琐事繁多而忘记看它一眼，出去吃饭时特地带在身上。封二的一篇名为“舞出我天地”（最爱的一部电影之一）文章，第一句话，就让我眼发酸。它说：“（Tiny Toones）这个舞团的成员年龄介乎3岁至24岁，都是金边贫困地区的街童，大部分是艾滋病患者和性工作者的子女。”最后这13个字最刺痛我，因为这些孩子也许是目前社会上最无助、处境最可怜的人群。

在欧宁的博客上看到这样一句话：“在全中国都在为创意的产业价值谈论不休时，我认为应强调它的社会价值，因此我以宜家自助餐厅的一句劝人饭后自己收拾餐具的话，以及多背一公斤网站，日本的珍道具文化，还有大声展为例，说明创意与公民意识以及社会创新之间的关系。”提醒我之前在广州宜家看到想写的一件事。

国庆前后，去了数次宜家，在他们的餐厅消磨了不少时间。人多的时候没有发觉有什么不妥，一如既往的吵而已，然而有一天恰好临近他们收市的时分，餐厅里只有寥寥几个人，当我拿了东西朝座位走过去的时候，却发现要绕道。这个发现让我感慨，与其说内地中国人的公共意识不强，毋宁说内地中国人没有观察的能力，毫无逆向的思维，证据是，在宜家不算宽敞的半开放式餐厅里，几乎所有空着的座椅都散乱地放着，完全把可以通行的路都堵住了。

餐厅的工作人员果然如标语所说：您动手服务自己，就可以为我们节省成本和人手，从而给大家更好的服务。乱成这样也没有人来收拾，但我在此并非要批评内地服务人员素质问题，我很感激他们按照宜家的说法，留着让顾客自己去反省，但是恐怕没几个人都意识到原来每个人在用餐后把椅子轻轻一推，这里的环境就会改善许多。我一边吃着东西，一边“义愤填膺”地大声谈论这个问题，结果旁边一桌离开的时候，依然拍拍屁股一走了之，脸上带着所有人脸上常有的呆滞漠然的表情。

创意和公民意识的唤醒，的确是非常需要，但是根本在于内地中国人如何转换一种思维，一种仅且仅从自己出发的思维。这种思维的思考方式以及它的转换方式带来的启发，也许就如这个例子。我在香港百老汇电影中心的洗手间洗手时，发现镜子下方、水龙头附近贴着告示－－离开前请洗手。第一眼看过去，竟要失笑出声，在香港也需要贴这样标语？！仿佛小孩才需要学习便后洗手吧，难道香港人的卫生习惯也如此不堪，而且还是在以文艺青年集结的百老汇电影中心。出门后一直在想这样事情，突然间想到，原来这不是一句首先关于你自己生活习惯的标语，而是教你如何关心他人的身体健康。因为只有你记得洗手，才能预防细菌的传播，尤其在非典曾经肆虐的香港，讲个人卫生其实就是为了公共利益。其实，在香港其他卫生间很少看到类似标语，而百老汇电影中心的确是一个比较“文明”的地方，因为这句话背后有许多值得玩味的公民意识潜台词。

昨天在烈士陵园地铁站，听到地铁广播里终于出现了自己盼望已久的播音员声音：“坐电梯时请靠右站，左边通行”。一时间很感慨，不知道除了一号线那些重要的站点，如公园前、烈士陵园等等，其他线路、其他站点是否有同样的广播。记得还在晓港站附近住的时候，就很想往地铁的意见箱里投纸条，纸条上应该写着，请用广播要求乘客搭地铁靠右站，请把靠右站的告示牌置于乘客前行方向正前方，而不是在侧边。因为极少有人别过头去看标语（更别提这个庞大而迟钝的内地中国人群），而就我感觉，内地人的听觉应该比视觉更敏感一些。但即使有这类的地铁广播出现，我依然不抱乐观态度。一来，重要站点悬挂标语后，在晓港站这类的“边缘小站”，曾经是连告示牌都没有的，而就我在香港的观察，内地游客对周围环境的观察能力极度低下，我已经不止一次在电梯上看到大拉拉站在前方把路都堵紧的内地游客，操着一口普通话，还指责你为什么要这么赶时间。作为一个外来人，不懂观察细节，还要逞能，我对这个事实是感到愤怒的。内地中国人的公民意识啊，应该从出生时就狠狠地培养，但是有着这些冷漠愚蠢的父母，又怎么让孩子能够意识到了。

宜家应该再出一条标语，请大家把椅子推回原位。只恨无法用一句话就让大家都转换成另外一种思维。

为了解压缩下载的PHOTOSHOP软件包，上了一下乌托邦论坛，结果发现一个据说功能比ACDSEE强“万倍”的图像处理软件，PICASA（点击下载）！下载安装看了一下，果然有很多ACDSEE没有的新搞作！

有待进一步研究开发功能。

 国产影片走出“仓库尴尬” 有了专门的“大卖场”

 2006-10-28 10:35:26 　 新华网

        新华网杭州10月27日专电（记者周婷玉、余靖静）记者从正在杭州举行的第十五届金鸡百花电影节上获悉，全国40余家大型电影制片单位日前共同组建成立了一家数字电影院线公司，旨在改变许多国产影片拍完就进仓库的尴尬，使那些不能进入主流院线的国产影片走出仓库进入“卖场”。

看了《中原纪事》后，愈发有了把艾滋病影展办起来的决心。有兴趣的朋友请和我联系。

最近心情可以说很差。常常发生让自己不顺心的事情。神经也异常紧张，动不动就有暴力倾向。例如今天搭的士，我们拦到了车，却被一个操普通话的女人一屁股先坐了上去，她的男伴还有点犹豫，我拉着车门，她说：谁先坐就是谁的。我一听更火大，就不想把门关上，心里面下一个镜头竟是我狠狠地踹了那人一脚。

家里的乱已经突破我忍受的极限。今天扫地，扫出来的垃圾如同路边见到的，不知道究竟要有成就感还是要大哭一场。

换了工作，这次是孤零零。没人跟你抢，亦无人跟你协作。今天请同事帮找碟，被狠狠地拒绝，让我终于承认，现在是一个人的事。

但我仍然要感谢阿JUNE。谢谢她的提醒，才让我做了这个尝试，从娱记，变成策展人。这是我喜爱的工作。我亦希望有个让我松弛的生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