樟脑丸子

Inés
【法国人，来自西南部的波城，在下诺曼底的L'Aigle长大】

圣诞节对法国小孩来说，其实在12月初就开始了。我们有降临节日历（calendrier de l'avent），从12月1日开始就挂在家里，一直到24日，我们打开上面的小装饰，里面藏着糖果、巧克力一类的零食。我们还给圣诞老公公写信，投到邮局的邮箱，一般会写“今年我好乖，能不能给我这个东西啊？”有的还会写“我要的东西在哪里哪里，多少钱”等等。邮局还真的给我们回信！记得有一年，我住的小镇镇政府通知所有小孩在一个周三下午（因为那个时间学校一般放假）到广场上集合，然后我看到了圣诞老公公乘着直升飞机从天而降！我当时惊呆了啊，没想到圣诞老人这么高科技！

直到6岁，我都还相信圣诞老人真的存在，我的弟弟试过晚上起床偷看圣诞老人是怎么爬进我们家的。所以当我上了学，高年级的同学告诉我这是假的，对我是个好大的打击。我还认真思考过，为什么圣诞老人这么神通广大，大冷的天，一个晚上可以跑那么多地方？！

圣诞节在法国是全家的聚会。因为我妈妈是英国人，所以我们家的圣诞节也混杂了英国的传统。比方说，一般法国人是在25日圣诞节当天吃大餐，我们家是在24日圣诞节前夜，餐前我们要朝坐在对面的人射响炮（cracker），里面会飞出来小礼物、写着笑话的纸条，弄得满桌都是，这也很英国。

圣诞大餐有火鸡，火鸡里经常会塞栗子。跟中国一样，每到冬天，法国街头就会出现炒栗子的小摊，尤其是在北方。还有一种特别的圣诞蛋糕，法语叫Bûche de Noël——Noël是法语“圣诞节”的意思，我们不用Christmas这个词——蛋糕长得很像一截切下来的大树木头。头盘会吃一些诸如海鲜、三文鱼这些小贵的东西，还会喝肉桂调味的红酒。在西南部的一些地方，传统上24日的晚餐，还要有12种小甜品。饭后一家人聚在一起，玩老少咸宜的游戏，唱圣诞歌。圣诞树下放着鞋子，那是装圣诞老公公给的礼物用的。在美国，是用袜子装。听我奶奶说，上世纪20年代，她小的时候，住在乡下，要是圣诞节发现鞋子里有橙子或者巧克力，那可是相当的奢侈。

法国人很重视圣诞节的装饰，所有城市都会布置上圣诞节灯饰。在法国西南部，当地人喜欢打扮自己的房子，家家争奇斗艳，圣诞老人有时甚至爬到了某家人的墙上，或者跑到屋顶的烟囱上。在巴黎，“老佛爷”和“春天百货”两家老字号百货公司，每年都会花尽心思设计橱窗，比如请来机械师，给玩具安上动力系统，最后会出现100只泰迪熊一起滑雪的壮观场面。整条香榭丽舍大街也张灯结彩，你会看到连外省人，也不辞劳苦跑到巴黎，一睹首都令人眼花缭乱的圣诞装扮。

Marcin
【波兰人，在克拉科夫长大】

欧洲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圣诞节传统。在波兰，24日的晚餐最重要，别的地方一般在25日圣诞节当天。有一次我家请一个澳大利亚的朋友来吃圣诞餐，左等右等都不见人，后来才知道他以为是25日晚上。

传统的波兰圣诞餐要有12个菜，都是素的，不吃肉，但鱼可以，因为鱼在天主教里也算是素的。很多家庭会做犹太式的鱼。一般用的是活鲤鱼，提前一两天买，养在家里的浴缸里，然后大家两天不能洗澡。（嘿嘿）不过现在越来越多波兰人不喜欢买活鱼，一是觉得残忍，另外是不知道怎么杀，比如我爸爸就不懂杀鱼，我妈妈也不怎么愿意。12个菜也不全做，有几个比较常见，甜菜汤，也是波兰的罗宋汤，用甜菜熬的汤底，然后加上一种叫uszki的特殊的饺子，意思是“小耳朵”，馅里有蘑菇和洋葱。还有酸菜沙拉、鱼片蘸面包屑、鱼冻（ryba w galarecie），和从教堂或者教会指定商店买回来的白色薄米饼（oplatek）。我们不吃姜饼，在大商场里跳来跳去的圣诞老人，也不是我们的传统，那是美国好莱坞电影引进的。

以前餐桌的布置，是要在桌布下放上干草，为什么放干草，我也不很清楚，可能跟耶稣出生在马厩里有关系，或者是为了宣扬朴素生活的传统。餐桌上总有一个空的位置，摆着餐具，是预备给不速之客，流浪汉、迷路的人，或者是耶稣坐的。波兰的圣诞老人一般是12月6日来，给小朋友们诸如糖果、袜子之类的小礼物，真正的圣诞节礼物是小天使送的。我爷爷奶奶经常会说“厨房有动静，快去看看！”我们冲到厨房，发现窗户大开着，冷风吹进屋来。等我们跑回起居室，礼物已经在圣诞树下，这时大人会说“小天使刚来过了，你们没看到吗？”有一次，我真的感觉到小天使来过了。我跑回起居室的时候，好像有个东西从我身边一闪而过。我不信有上帝，但是我信有小天使，因为他送了我这么多礼物！

家里人会一起准备圣诞晚餐，比如一起包“小耳朵”。当天晚上，小朋友经常被大人支到阳台上望星星，第一颗星星出现的时候，晚餐才能开始。（要不出现就饿死了。嘿嘿）吃完饭，大概12点，会去教堂参加弥撒，大家一起唱圣歌。
圣诞节不是中国的节日，大家出来玩一玩没有关系。但在波兰，圣诞节是每年最重要的家庭聚会，酒吧和商店基本上都不开门，很像中国的春节，只是没有鞭炮放。所以我在中国没法过，一个人会好孤单，今年刚好还要去外地参加展览会，也没时间。

Perg
【新西兰人，生于英国利物浦】
我本来想在阳朔过圣诞的，但是因为天气冷，好多人都走了，连攀岩的伴儿都找不到，加上听说我妈可能要一个人过，所以我决定飞回家，给她一个惊喜。（后来据说Perg妈圣诞节那天收到一个大礼包，里面装的是她儿子。）

新西兰的圣诞大餐一般在25日中午，沿袭的是英国的传统，我们戴彩色尖帽、拉响炮，在圣诞树或者天花板上挂槲寄生。不过因为是夏天，很少人在家里待着，都是呼朋唤友跑到沙滩上去烧烤，所以虽然是家庭聚会，但和朋友待一起的也挺多。烧烤嘛，吃肉和海鲜多，火鸡土豆什么的比较少，但一定会有圣诞布丁。妈妈们做布丁的时候，会把硬币儿藏进去，谁吃到谁就有运气。一般还会吃新西兰特有的蛋白水果蛋糕（Pavlova），澳大利亚人一直跟我们争是谁发明的，这种蛋糕不一定在圣诞吃，但因为不容易做，只有大节日才能吃得到。

我们家会在壁炉前放吃吃喝喝的东西，我小的时候，给圣诞老人放牛奶，长大了就放白兰地，给驯鹿放胡萝卜。第二天起来，东西肯定都没啦，都叫大人们给吃了。但是我爸还跟我在门上摆水桶，打算砸圣诞老人一身水，所以我真觉得有圣诞老人。一直到26岁，我跟我姐去超市，后来发现她买的东西，居然就是给我的圣诞礼物，这才知道原来这么多年来，我被摆了这么大一道。

Austin
【美籍华人，在休斯敦长大】

我姥爷、姥姥最先到的美国，在休斯敦开了家餐馆，是当地最早的中国餐馆之一。后来爸爸妈妈从香港到美国读大学。我在美国土生土长，6年前刚到中国的时候，一句普通话都不会讲。

我家过圣诞节绝对跟中国传统有关，而且是广东的传统。比方说，有烤火鸡，也有火鸡炒饭、火鸡炒面，第二天吃剩下的鸡肉和鸡骨头，还被拿去熬成粥。我们这些晚辈做苹果派，老人家是做蛋挞。圣诞餐一般在25日下午两点，饭完大概四点，电视上播橄榄球赛，我有时看，有时和邻居到屋子外面自己玩橄榄球。老人家们就打麻将，一圈就有十几轮，打到晚上两三点。到了半夜，我一听到有人叫胡就高兴，心想终于到最后一轮了！谁知道他们又开始了。所以圣诞节晚上，我总睡不好。

到了中国后，圣诞节一般和朋友过，吃百乐餐（potluck），就是每个人做一个菜，带到某个人家里一起吃。像去年我烤了鸡，朋友做了土豆泥。因为火鸡在这里很贵，所以有时候就一次买几只鸡。今年估计也是这样过吧！

虽说沙发冲浪不是旅馆，沙发主人没有义务照顾客人，如果抽不出时间可以让他们全程自助，不陪玩不陪说话，只给地方睡就行。但我的原则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如果连天都不聊，不如不见。只是也不能不加控制地和他们混在一起，所以我的页面上明确说明：每次最多接待一个人，两晚。Brian住我家的时候两例全破。首先，他来之前沙发已经被占，其次，他在我家一待两个星期，我还抽空帮他找公寓和工作。他写的信不长，但综合起来符合我的所有要求：1、信的抬头有称谓，2、提到我喜欢的作家和导演，说明认真看过我的页面，大概了解我是谁，3、爱好文学和艺术电影，有共同话题，4、没有差评。另外长得顺眼，再加一分。

Brian到的头一天，我早上起来，赫然发现一只归西的小老鼠正躺在他脑勺后面，他要一翻身，就能给那可怜的东西一个告别之吻。我蹑手蹑脚赶紧清理现场，生怕失礼于这个高近两米的爱尔兰人。谁知他早就知道。屎蒂芬（我的猫儿子）半夜给他送了份大礼，还在地铺上连踩带喵了半天，把他活活吵醒了，“他是想教我打猎”，于是Brian领情地和猎物共度了一晚。

Brian很随和，在我家待这么长时间，也不让人觉得碍事（气场不对的，待两天都让我抓狂）。只是，他的随和开始时让我禁不住想：“是个好人，但要说他有什么特别，真说不上来。”了解他，就像观察一颗种子发芽，清新的小叶子一片一片冒出来，虽然缓慢，但每次幼小的变化总让人感到惊喜。

一天我跟他讨论外国人对中国女孩的偏见，并引用一个外国朋友的话，他说“沿江路是中国女孩猎捕外国男人、找机会升级的地方。”我听到“升级”这个词有些不高兴，我觉得这些女孩都很聪明，她们找外国男朋友或伴侣，主要为了改变自己固有的生活，获取新的人生经验，并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我说有些外国人不尊重中国女孩。Brian想了一会儿，带着他那缓缓的、好像总在找商量的语气说：“一些外国人的确不尊重中国的女孩子，但是反过来看，一些中国女孩子也不尊重外国人，她们也不把他们当成普通人，不关心他们的文化背景，不理解他们的个体差别，只把他们当成跳板。”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新鲜。

又有一回谈起他的旅行。他大学毕业后工作了两年就放弃职位，一个人跑到乌干达去划皮艇，一天为了赶路，他坐的越野车翻了车，“车在地上翻了几个跟斗，我们几个居然没死，只是惊魂初定后，突然发现车子开不了，我们被困在了野生老虎保护区里。”虽然后来我质疑非洲是不是有野生虎，不过翻车的情节已经够惊险。非洲之后他去了南美，后来爱尔兰有份很好的工作把他召唤回国，不到两年，他又上路。这回他往东走了一年，觉得要找个地方歇个脚，攒点钱，就待在广州。在广州，他除了工作，还找机会实现他的微公益计划。“我想买一些很便宜的平板电脑，里面装上整个维基百科和其他适合当地小孩学习的资料，然后寄给尼泊尔的一个小学。我还想给他们寄太阳能电池板，好给电脑充电。”他给家乡的亲友和前同事写信，让他们认购这些小电脑。类似的计划已经有人在做，比如亚非的Room to Read，比如中国的The Library Project，但Brian有自己的想法，“每个计划都不能涵盖所有的地方，只要我能帮到一所没有获得资源的学校，也是一件好事。”

即使在广州最热的七月，Tim还戴着一顶小礼帽。黑色的帽檐下横七竖八垂出一缕缕汗湿的黑发。再下面，两截纤白的胳膊撑着深色汗衫，左右两边的开口深及腰部。黑色牛仔裤紧紧贴在两根细腿上。要不是身上的大背包，和脸上活蹦乱跳的粗眉毛，一眼看去，Tim正像杂志上面走出来的英伦小男模。

Tim是澳大利亚人，大概是待过我家的沙发客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个。不只因为他永远湿哒哒、好像刚起床的造型，他还是一个多话、外向、善于社交、喜欢聚众搞事的怪小孩。他拍纪录片和音乐录像，镜头里多是些年轻艺术家。他的电影风格包括：不超过十分钟，黑白，镜头短而利落，被拍者的个性大于他们在做的事情。他挑的是和自己气味相投，首先要能让他“怦然心动”的人，“Obviously their art has to be good, but they, as a person, have to be better”（他们的创作要有意思，但他们的人要更有意思），所以他和拍摄对象之间总是有种亲密的精神联系，使人很容易就喜欢上他拍的人，就像大家很容易就喜欢上他。在他早期收集的人物里，有一个20岁就小有名气的插画家，隐居在澳大利亚的一个小村庄里，作画，和他美丽的金发未婚妻过日子。Tim透过朋友认识他，去他的住处待了一段时间。他拍画家安静的举止，拍他村屋周围静谧的树林，拍他和女友。镜头偶尔掠过工作台、墙壁上一幅幅的手绘插画，“这个家伙太酷了。他自己是个大帅哥，女朋友漂亮得一塌糊涂，跟我差不多年纪，已经算得上有钱，但是他却不怎么说话，只想呆在没人的地方。”

Tim路过中国那年22岁，已经攒了好几个这样有趣的小短片。正好碰上广州现代舞蹈周，我们伙同一帮意大利、荷兰、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广州玩音乐和跳舞的艺术家，在东山口的一栋红砖楼里搞了个Tim的个人影展。怪小孩很开心。他和我交谈，了解我对自己国家的看法。他也想把我也变成黑白影像。

“好像不行，我有镜头恐惧症。”
“没关系，我只需要你的一只手，五根手指头。”
“怎么说？”
“一根手指头代表一个关键词，一个你想说的，关于中国的话题。一只手可以让你说完五件你最想说的事情。”

Tim没有来得及拍下我的手指头。我们说好，我先写下脚本，然后请人录好音，再让他配上图像。临走那天清早，他用电脑摄像头和我家的小猫一一合了张照，发到我的邮箱，以作留念。一一后来因为节育手术感染去世，我回忆她的时候，常常想到是Tim的这张合照。Tim后来旅行到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时，盘缠用完，待了下来。他在蒙特利尔租的房子后院，很快变成一帮互为陌生人的年轻人，在夏夜里看露天电影的地方；他把七部短纪录片，串起来，起名“大小人物”（Big Small），在蒙特利尔波普国际音乐节上放……当我回忆起Tim的时候，常常想到的是我欠他的五个手指头。

物以类聚，沙发冲浪（www.couchsurfing.org）虽然有来自245个国家和地区超过两百万的注册用户，但是大部分有共同的特性。愿当沙发客的驴友多属穷游型（budget traveler），性格相对外向，对各种不同文化严重感冒，不囿于自身的文化之根，乐于认识非我族群以拓展自己的经验和眼界。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人群中的少数派。

我的CS故交Jane，却是一个放在CSer里，又还要再典型一点的少数派。她是中美混血儿，长得很甜美，有一半中国血统，妈妈祖籍广东台山，但她在美国长大。来到中国，半是寻根，半是好奇，最后落脚成都，一住就是六年。她是独立/地下杂志出版的死忠派，07年开始联合在成都住的中外友人，开创了英文杂志《Chengdoo》（www.chengdoo-magazine.com），专门提供各种关于这个城市的资讯和观点，至今已经做了42期。有点类似于广东的《That's PRD》，但在态度和运作上要独立得多。

每次见到她，总会被她身上的小饰物勾去眼神。头箍、发卡、眼镜、耳环、项链、手袋（她用毛线自己织的），玲珑满目，每次都有新款……不过，让我盯个没完的还是她的唇环。她的唇环戴在下嘴唇上，有一个寻常戒指大小，很醒目，容易给人“朋克妹”的第一印象。接触久了才发现，原来她是个心系社稷、杞人忧天的女孩儿。虽然是美国人，但Jane更是各种亚文化的粉丝。她啖素，支持（并且努力在生活中实践）和平主义、环保主义、女性主义、媒体独立、资源再分配、二手市集和DIY精神，喜欢学习怎么节约能源、做小杂志、收集、缝衣服、织毛线和喝茶。曾经给我展示过她用旧大浴巾改造的小筒裙。哎，这么有趣的人，我真的很喜欢！

作为杂志的主要写手，她要经手每期的主题的设定和稿件的编辑撰写，几年下来，对成都的人情事物有深入的了解，热爱那里的茶馆文化和闲散节奏；因为要办签证，来过几次广州，也喜欢广州宽松随意的气氛。上次去成都，我睡她家的沙发。晚上，她男友在厨房乒呤乓啷地烤苹果馅饼（后来发现是第二天的早餐），我们两人在客厅一堆红的蓝的毛线团旁聊天。她说起为了学打毛线上一个国外论坛，有一次，论坛里突然爆发一场关于中国的骂战，一帮中年家庭妇女和手工艺美眉们，轰轰烈烈地在网上吵出好几十页帖子来。一美国大妈猛烈地抨击中国和中国人。小珍很气愤，“她的观点不外乎就是美国媒体说的东西，她自己从来没有来过中国，不知道中国不同的地方也有差别，但却认为自己的批评理直气壮！”小珍以自己几年的中国经验发言反驳，但是对方是听不进。小珍气的很：这个人，太无理，这种人，有很多！这个姑娘，实实在在有独立思考的头脑和反思的能力，跟我在广州酒吧里碰到的那些大只又喧哗的美国expat，太不一样。

给本报城市笔记版写的一个小小的专栏，讲的是这五年来遇见的形形色色的沙发客。虽说是专栏，但是以我这懒人的更新速度，两篇之间竟可以相隔近半年。我都要羞愧惨了。

现在一篇篇贴出来，好给自己催产。

------------------------------------------------------------

我和David第一次在沙发冲浪（www.couchsurfing.org）上通信，距离现在4年半。那时他来广州不到三个星期，热情洋溢地建了广州的CS群，积极张罗同城沙发友（CSer）聚会，给我写了几封信。我看到他在网站的个人档案里提到喜欢帕拉让诺夫、塔可夫斯基、奇斯洛夫斯基、帕索里尼、费里尼……这些导演的名字就像暗号，瞬间能把同好拉到一起。于是我们要见面。

David没手机。他在法国时就开始不用。话费太贵，而且他发现不用手机，别人会跟他更仔细地约定时间和地点，更准时。好吧，他还不知道会碰上像我这样的人。我们约好某日中午十二点，烈士陵园地铁站见。那天秋高气爽的，我醒来时，已经十二点；赶到烈士陵园，早就没了金发碧眼的外国人的踪影。我在地铁口赎罪般等了一小时，最终默默一个人走了。

David居然答应和我再约时间。我特地挑了傍晚，提前到；过了时间，还不见人影，再等二十分钟，难道他在故意回礼？正胡思乱想，突然吓了一跳，不会是我给错地址了吧！体育东、天河东，我#@#￥……当时就想刨坑把自己埋了。再等没用，叫了辆的士，让师傅在这两条路上兜，一边叫他留神路上有没有外国人。“外国人嘛，在你之前我刚搭了一个，个子高高的，带把雨伞。”可David看起来不高啊！为什么这种糟事我接二连三做得出来！的士搭着我高亢的怨念整整绕了三圈，回到原地，过了一会儿，David，带着他的雨伞，出现了。我说到OGGI吃意大利菜给你道歉吧。结果遇上餐馆开业一周年庆，所有餐点、酒水任吃任喝。之前的不快登时消散，酒足饭饱，我们在对电影的热聊中结束了那个夜晚。

现在，David是我无话不说的密友。我们因为CS、因为电影结识，但遇见前搭同一辆的士互相寻找对方这等情节，比电影还要电影，经常被我拿来当故事在新朋友面前讲。David听了一遍又一遍，每次都嘴角抿笑，看着我的兴奋不减当年。

没想到，因为登录问题，荒废了这么久的博客，居然在今天复苏！

今天为找几张照片给同事看，翻了十几页之前自己的写的、转的东西，发现以前自己是那么的啰嗦，贴字贴了那么多……现在，也不见得比以前忙多少，但是都把时间花到哪了呢？

在大巴空白的这两年，物是人非。有些帖子，翻翻即可，停留久了，回忆多了，多少会激起一些涟漪。看以前的文字，居然很多细节早已经消失在记忆的转角，如果不是当时的多话，现在是完全都不可能记得起来的。

小洲动物园  |  天台

      花园  |  展览手册

      主房  |  天井

      门道  |  侧房

      细桥五巷八号

一不小心，在31岁高龄的时候，一跃成为了剩女。

第一回真正躺倒在床上，不去想身边该不该有另外一个人。想去旅游的时候，无牵挂地说走就走。多出了许多时间听podcasts，看google reader里面被分享的文章。下了一大堆古典乐，重新上couchsurfing厚死沙发友，和楼下走廊的猫猫搞异性（质）恋，小洲村，拼命工作……最后，每天下班后，回到厨房，一通水汽油烟过后，挥筷检验自己手艺如何。

今天试验了XL教的两个关于盐的诀窍。苦瓜用盐腌一会，洗净后再用蒜瓣、豆豉炒，最后的味道微苦而不涩；红衫鱼也用盐腌一会，锅放油后，再加一些盐在锅里，大火，最后煎得鱼皮完整、两面金黄、外焦里嫩。神奇。

妈妈Marcina从波兰寄东西，问我要什么，我说香料。她一下寄了14种。我选了可以配鱼的两种，最后选了Rosemary（迷迭香）。另外一件神奇的事情发生。迷迭香的味道传到大脑后，竟然让我觉得自己不是盘腿坐在地板上吞着晚餐，而是小资嘻嘻地在什么烧蜡烛、握刀叉的地方……

亲爱的妈妈Marcina怕我不认识，还用纸写下每种香料的名字和用途：

PRZYPRAWY (spices)

1.Rozmaryn - meat, fish, chichen; pulp in fingers (这个“手指里面的果肉”有点恐怖，不知是啥……）

2.Bazylia (basil) - soup, sause, salad

3.Tymianek (thyme) - meat

4.Lubczyk - meat, soup

5.Szałwia - meat; add a bit!

6.Mięta (peppermint) - soup, fish, chicken, salad and sweet food

7.Liść laurowy (bay leaf) - soup, fish, meat

8.Estragon - mushrooms, potatoes, peas, beans; add a bit!

9.Gałka muszkatołowa (nutmeg) - soup, meat, chicken, vegetables, grate and add only a bit at the end of cooking. （里面两三颗牛大的东西，不知咋将伊们捣碎……）

10. Kminek (caraway seed) - meat, lamb, potatoes, cheese (hmmmm....)

11.Koper - soup, salad, sause

12.Majeranek (marjoram) - meat, chicken, soup, sauce, salad; add a bit!

13.Pieprz mix (peppers) - meat, soup, sauce, salad

14. Pesto z grzybami (pesto with mushrooms) - pesto + water + oil = sauce

公民访问录之一

新闻立法、主流媒体与公民新闻的互动
新闻研究学者展江接受艾晓明采访

采访时间：2009年3月24日；地点：北京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
整理时间：2009年5月3日“世界新闻自由日”

         展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教授、系主任。1957年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曾在海军部队服役9年，从事记者工作8年，1996年7月起任教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新闻媒介运作机制和战时新闻传播事业。已发表论文有《新闻事业成因论》《新闻宣传异同论》《〈纽约时报〉编辑机制探析》《美国主流政治文化与普利策新闻奖》等70余篇。2001年至2007年组织了由海内外多学科学者参加的“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研讨会。著作和译作有《战时新闻传播诸论》、《正义与勇气——世界百名杰出战地记者列传》、《新闻传播学原理》、《美国新闻史》等，主编有《中国社会转型的守望者——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的语境与实践》、《新闻舆论监督与全球政治文明》等。

         艾晓明，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毕业后曾在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南方大学、英国西敏大学等访问研究；2005年在加拿大、2007年在瑞士参加过国际人权法培训。专业方向为妇女、性别与文化研究。艾晓明曾在中国青年学院任教，1994年秋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2008年底提前退休。目前除继续指导博士生写作外，主要工作为独立纪录片的制作与影像教育、培训；艾晓明主持的影像工作室与媒体工作者、电影研究学者、独立艺术家以及公民记者有着广泛的合作。
         目前已完成的纪录片有《天堂花园》（中国-北欧妇女性别会议展示，2005）、《太石村》、《中原纪事》、《关爱之家》（香港华语纪录片节长片组亚军，2008）三部作品均入选法国巴黎shadow 中国独立影像展，2008、《开往家乡的列车》进入2009年香港华语纪录片长片组决赛。艾晓明的全部纪录片作品均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所收藏，并被国内外多所大学及研究机构、图书馆采用。工作室从作品收藏中得到的费用，大多回赠给了参与纪录片工作的合作伙伴，用于支持反对针对妇女暴力、促进性别和性取向的平等以及推动公民社会参与的活动。

艾晓明：去年四川发生地震，媒体一度也表现出非常开放的面貌，起到了巨大的社会动员作用，但后来有些变化，一些问题成为报道禁区，包括有关校舍豆腐渣工程的问题。我想请教你，作为新闻研究学者，你怎么看这些问题。

展江：最近几年,随着媒体舆论监督的开展,包括互联网后来的兴起,出现了一个现象:地方政府的地方官员,凭借他自己的政治资源和手中的金钱打压媒体,他们打压媒体主要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因为在地方上基本是官商合体的，所以所有工程中的问题、安全生产的问题、相关的和企业有关的问题、或者跟现在的工程有关的问题，应该说背后都是有政府的。因为地方政府最近在经济开发中获得了很多利益。

他们打压媒体、特别是来自外地的媒体，因为从体制上来说，这是他们不能控制的。另外一个就是控制境外的媒体，他们特别防范这样的媒体来到当地、反映当地的问题。

那么我想这次四川地震中所暴露出来的这个中小学校舍的问题，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无论是南方系的报纸、像《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还有一些其他的媒体，包括一些独立的影视制作人、公民记者，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纪录了一些真相，但一直受到阻挠。而且，有些知名记者甚至受到了虐待。

比如说，《中国经济时报》的记者王克勤，他到灾区去调查了有关建筑的问题，尽管不是学校的建筑，但也同样是建筑的问题，就遭到当地有关部门的反调查。也就是说，他去过的每一个地方、采访的每一个人，地方当局都组织人员重新进行一遍调查。调查以后就试图找出王克勤采访和调查中，看有没有他们认为可以利用的借口，可以给他们留下话柄来进行报复。

那么最近几年这个情况，应该说各个地方都有普遍性。所以说四川这里发生这样的事情，应该是一种正常的、我们理解在目前他们的思维和体制之下的一种反应。

实事求是地说，2008年的五月份是两件事情：一个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生效，一个就是四川大地震；这两个事件还是推动了中国社会的透明度的。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落差，也就是说中央政府在很大程度上，至少在理论上，它是推进信息公开的；但是地方政权很显然是不欢迎。

中央政府应该说对于信息公开比较积极，而且正是因为温家宝到了四川灾区以后，才改变了像有关部门、包括北京的一些部门禁止官方媒体以外的记者到灾区采访的局面，所以才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好评。这扭转了自2008上半年以来、特别是因为西藏问题、还有其他问题造成的中国在国际上特别负面的形象。

那正是因为这一点，我相信温家宝在国内也获得了很多好评。

但是很显然，地方政府没有这种感觉，所以豆腐渣工程，当然它比较复杂，据说这里面就牵涉到前人的问题。比如说在“普九”、十年前的“普九”，一些地方为了突击完成一些建设校舍的指标，可能在工程质量方面放松了要求。或者说本来我们的工程建设中就有一定的问题，比如说官商勾结、腐败、行贿等等；在这种背景之下，校舍的问题通过这次地震，比较明显地反映出来了。

当然我们很痛心，看到如花一般的少年，他们的生命还没有开放就消失了。

这个过程，我相信即便是现在，地方的官员想隐瞒，通过我们各界的一些努力，我相信，真相会一步一步比较早地披露出来。

艾晓明：你觉得公民在推动新闻自由方面可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改革开放三十年了，最近也有一些学者、包括一些专业人士在研讨中国下一步的改革问题、特别是政治改革问题。各界的专家、学者都提出了一些有见地的看法；但是我认为，在目前通过中国言论自由、媒体自由、新闻自由，来扩大公民的权力，在目前来说，可能比现在讲政治改革更现实。

包括四川地震暴露出来的问题，通过披露这些问题，通过专业的新闻从业者、网民、还有一些公民记者共同参与，是能够推动在目前的政治改革陷入僵局的情况之下中国的变革的。

而且目前来看，随着互联网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公民、无论是作为精英的公民，还是作为一般网民，还是一般大众的公民，积极地参与到这种社会事务、政治事务中来。通过具体案例，无论是像三鹿事件、山西砖窑事件，还是像四川地震这种大面积的悲剧；在这种参与的过程中，公民自由在一点一点地扩大。这我觉得是目前中国更可行的变革途径。我对这种事情是看好的，至少从最近几年来看。

这种行动本身也推动了中央政府对新闻媒体更开放，在一定程度上对媒体行使这种相关的报道权、采访权采取更容忍的态度。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目前来说是我们对中国的前景还抱有审慎乐观的一个理由。正是通过一个个案例的披露、讨论，最后多多少少影响了政府的决策；包括立法、司法方面的进步。

艾晓明：近年来我们也看到有关新闻立法的讨论，你怎么看呢？

展江：关于这个问题，我当然是赞成给新闻立法的。我也参加了一些讨论、甚至是辩论。虽然有一些专业人士、包括一些官员，他们平时是比较开放、是支持保护媒体应有的权力的。但是他们目前有一部分人不主张给新闻立法，比如像新闻出版总署的柳斌杰，我认为他是个比较开明的媒体主管官员。另外包括业界的做法律的一些学者，像贺卫方、像我们的注册律师，他们也不认为目前是一个立法的合适时机。

但是我的看法是相反的，我认为如果目前没有新闻法的话，新闻媒体、包括公民的很多权利是不太容易保证的。再加上中国差异这么大，各地方的官员他们会有很大的自由行动空间；可以对媒体进行随意的控制。所以我觉得如果没有一个通行的标准、而且这个通行标准多多少少是和国际接轨的话，那么对维护新闻界的权利、维护公民记者的权利是很不利的。而且从动机来说，现在不愿意立法的恰恰是反对开放媒体的那部分人。

真正从现实中、我最近做的几次演讲中，我都谈到：最近几年我研究了一些个体的案例，我就发现，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在我们宪法第三十五条是规定得很清楚的。但是，由于中国的宪法目前还不是一个能生效的法律，它被束之高阁了。虽然它是所谓的最上位的、最高的、毛泽东说的根本大法；但实际上在中国现实中，往往是没有实际法律效用的。有句笑话叫“宪法顶个球”。

那么在让宪法空置的前提之下，具体的法律又不能有效地处理媒体和社会发生的各种冲突和矛盾，而且各地的官员都习惯于打压媒体，他们就会根据当地的一些土政策、土法规，包括其他法律中对他们有利的条款来打压媒体，打压公民个人传递信息的这种权利。

比如说最近这几年的手机和互联网通讯引起的纠纷，引出了一系列的什么“史上最牛的县官”、“史上最牛的县长”、“史上最牛的县委书记”等等，就是这些地方官员打媒体的情况。他们往往也会引用法律，他们引用的是《治安管理处罚法》或者相关的一些惩罚性的条款。比如说他认定公民散布一条短信息、散布谣言，扰乱社会治安。但是这些过程是不认定的，比如说什么叫扰乱社会治安，它是没有一个具体的调查过程的。

另外一个就是，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这种所谓轻罪的法律，他们往往是逃脱了公权法这个三权互相制衡的。只要警方听命于地方政府，就可以对公民采取行动。

比如说无锡的蓝藻事件，有一个公民向他的亲戚朋友发了一百多条短信，而这个短信内容他们说是造谣、谣言。但是他行动本身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呢？第一，他们是向自己的亲戚朋友互相提醒：太湖的水质下降，可能致癌，不能饮用。第二，这是在政府部门拒绝按照当地的信息公开条例、及时披露相关灾情的情况之下的、公民的一种行为；而且这又是通过警方截获公民短信这种侵犯刑法的行为，来获得公民的相关信息。最后对公民进行惩罚，行政拘留十天。

我觉得这完全是本末倒置，这是一系列的违法过程。我觉得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一定要给无锡的市民做一个法律援助。不但他不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而且应该追究当地有关部门的责任。

我说的是对公民个人，但对于媒体的、媒体涉刑的案件也有好几起。如果因为你的职务行为而产生了其他行为，记者被刑事拘留、被逮捕、被判刑，这种案例也很多。

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同样的事件、有些事件，比如相关的、比北京电视台那位所谓涉嫌制造假包子的记者还要严重，但是他往往根本就不受法律限制，可以逍遥法外。可是那位比较倒霉的訾北佳就被判了一年，而且给他的判罪理由应该说是子虚乌有的：给他定的是损害商品信誉罪。损害商品信誉罪是刑法中的一个罪名，但是假包子这个子虚乌有的商品何来信誉？而且，损害商品信誉罪，根据刑法规定，它是一个自诉环节。必须由原告提出诉讼，而根本不存在原告；那它最后是由检察机关代行的。所以这个很显然，是人治打着法治的外表之下人治的行为，也就是说有一个领导批示，最后有相关的司法、执法部门它去寻找一个法律上的罪名，最后加以惩处。

这样的做法对于维护公众的监督权、或者说是由媒体所代行的舆论监督权是非常的不利。所以我觉得，在中国专门地为新闻立法是非常需要的。

新闻出版署总署署长柳斌杰说了，世界上多数国家没有新闻法；美国就没有新闻法，所以中国也暂时不制定新闻法。

我觉得这理由很荒谬，因为中国的法律体系是欧洲大陆的体系，欧洲大陆的体系它们都是有新闻法的，或者要参照邻近国家的，比如说法国、德国、俄罗斯、瑞典；这样的大陆国家都是有的。所以，为新闻立法目前在中国是非常需要的。

但同时我们应该警惕另外一种倾向，就是觉得新闻界应该拥有特权。就说比较注重新闻界的权利，而忽视了公民权利。我觉得在中国和世界目前这种潮流之下，随着新闻采集技术的普及，特别是录音、录像技术的普及，公民记者正在成长起来。那么怎样保护公民记者和职业记者呢？我觉得其实可以参考美国最高法院那种思路，它认为保护公民的权利就是保护记者的权利；记者并不拥有超过普通公民的特权。

艾晓明：目前公民记者从事采访特别困难，因为没有记者证，他们的人身权利也缺乏保障。

展江：而目前在中国的情况之下，由官方发给媒体从业人员以记者证，这种做法我觉得是有问题的。媒体从业人员可不可以获得记者证呢？我觉得当然是可以的。但是这个记者证应该是由媒体自己发放，而不是由官方发放。这个官方发放本身，保护了一些打着记者旗号的坏人敲诈勒索、到处从事腐败行为的、混入新闻界的坏人。另外一方面就是严重地阻止了公民记者，妨碍他们站在公众的立场上对权力的滥用所从事的各种监督行为。

确实现在全国各地也出现了很多以个体，不属于我们传统体制的这种、从事着类似于记者的这种新闻采集、发送，向社会发布这样具体工作的人。我们今天更多的人愿意把它称为公民记者。我相信大部分人在从事这种行为之初，都是抱着一种为社会公众利益受到侵犯的各种行为作一种补救的初衷。那后来发现，这支队伍里面，情况也比较复杂。甚至有些人后来办了网站以后，涉嫌收受金钱，从事这个职业。当然了，这个职业目前在全世界都面临困境，因为它没有一个相关组织的支持，它在经济上如何能够自立？这是一个问题。

但是我觉得，只要不能证明这些公民记者所谓的违法、违反社会公德的事实，在这种前提之下，公民记者的行为应该受到最大前提的保护。因为只靠我们传统的媒体,那么很多公共事件很难得到有效、及时的披露。特别是在各个地方，我觉得中国的地方媒体问题特别多，完全是被地方当局控制得非常严密。一方面成为他们歌功颂德的工具，另一方面，越来越多地被广告商所控制。所以真正公民所要反映的问题，特别是比较严重的深层次问题是很难披露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当然更寄希望于传统媒体中的本地以外的、广州、北京、上海这样的媒体发挥更多的作用，包括互联网发挥更大的作用。

但是这些媒体今天也意识到，第一、他们离开不了互联网；第二、互联网离开不了公民个人所提供的信息。我觉得公民记者在中国应该得到发展，但是怎么发展？我觉得还是法制来保护、或者说限制某些人利用这个职业、这种名份去从事一些和真正的公众期待的那个记者应该做的工作相冲突的那些东西。

因为现在在中国确实鱼龙混杂，在北京我们就知道，有些人从事一些维权的工作，一开始人们认为他们做得不错，甚至产生国际影响；国际媒体也加以报道。后来就发生一些内讧，内讧以后就互相揭露，谁收了多少钱、谁为谁办事以后做擦鞋的报道。

所以公民记者这个职业，首先不应该以记者证来阻止他们一些基本的活动；即便是普通公民，按照宪法第四十一条，他们也有监督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一些不太好的行为这样的权利。换一个思路就是说，把公民和记者的权利等同起来，加以同等的保护。这样既保护了新闻界，也不至于让新闻界有特权的思想；同时也保护了更多的公民从事这种跟记者相仿的工作，哪怕它是一次性的。

艾晓明：就像湖北天门的魏文华先生，只是偶然路过，拍摄了城管的野蛮行为，被殴打致死。

展江：就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位湖北天门的建筑公司的经理；因为看到了城管在那里打人，所以他本来的工作应该是和新闻工作完全没有关系，但是他一次性的行为本身就足够记录一些我们传统媒体和其他新闻从业者不能记录的、一个重要的事件。至少在当地而言，很可惜的是后来这是一场悲剧。

我想应该说，今天由于社会大众广泛的关注，特别媒体的报导，相关的责任人已经得到追究。中国现在的问题是，每一次微小的进步可能都是以生命的代价换来的。所以我觉得国家在立法方面和司法方面必须进一步地建全，否则对于地方政府这种反对监督冲动的扼止，经常是非常乏力的。所以我觉得保护公民记者，就是从保护公民权利开始。

艾晓明：我们再回到有关校舍的报道上，你了解媒体受到限制甚至打压的一些细节吗？

展江：因为我没有去过灾区，也没有完整地阅读过关于豆腐渣工程的所有报道和评论，但是根据我们的一点经验，我们可以作一些基本的分析。

地方政府、地方当局出于它自己的利益，防火防盗防记者，防范的是不受他控制的记者，这个在全国各地都是惯例。那么在四川地震这个问题上，一方面是围追堵截国内的这些媒体，另一方面对公民记者、特别是他们认为来历不明、可能有国际背景的人，那进行更严厉的惩罚。

比如说，我们所知像原来在北京很著名的一个媒体栏目供职的一位女士，在四川就被他们刑事拘留，最后是所谓的取保候审，被赶走了。我接触了这位女士，像这样的行为，我觉得就非常严重。

现在情况在变化，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央高层对媒体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这个转变集中体现在胡锦涛先生六月二十号的一个讲话。我认为，他已经看到问题了。他是把中国现在的媒体分成三个类别，这个分类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转变：首先党报党刊，其次就是都市类媒体，就是像《南方都市报》这样的媒体；当然也包括一些新兴起的城市电台、这些大众比较认可的这种市场取向的媒体；另外一个就是网络媒体。

那么，根据我个人的看法，最高层现在已经对官方媒体丧失了信任，对于都市类的媒体有限地给予信任；他们现在最重视的是互联网。我们一再强调的是互联网对中国变革的重要性，包括公民记者和互联网之间的关系，包括互联网和现在传统媒体之间的关系，他们现在往往取代了传统的线人，成为新的消息来源。

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这种扼制媒体监督的行为也开始不满，只是没有公开表达而已。而我所看到的一个积极变化在于，现在的各个媒体特别是像前几年，有关部门下了个禁令，异地监督被禁止，这是2004年9月的一件事情。而随着最近几年的情况，特别是最近一两年来，比如说北京的媒体到四川从事相关的调查和报道，现在它已经加以容忍了。

所以我觉得四川地震中暴露出的豆腐渣问题，地方政府再打压，难度越来越大。而中央有关方面，包括中宣部，我个人认为，地方政府给他们制造了越来越多的麻烦；而他们现在也不太愿意继续为地方背黑锅了。除非有不可抗拒的原因，他们一般来说，现在也不大愿意站在地方政府的角度去打压媒体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最近这几个月来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一方面是社会大众共同推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最高层转变对媒体看法的结果。所以我觉得这个豆腐渣工程在未来不太长的、比如说两年之内，我相信是能够做比较深度地披露；这个我是比较有信心的。

艾晓明：我昨天也见了王克勤，我们是老朋友。他做了关于绵竹中行大楼“5.12”垮塌真相调查。

展江：比如说王克勤先生，上次回来以后就跟我有个交流，说在四川被反侦察。但是我说我相信他不敢动你，因为第一北京这边，对于王克勤、对于他们报纸，或者说其他报纸从事的这种调查，现在是默认的。

这个转折大概是从2007年山西砖窑事件开始，山西砖窑事件恰恰是有一个外地的媒体来监督，最后向社会公布的。可以说它是2007年最有影响的舆论监督，而最后中央高层也作了批示，并没有责怪媒体的行为；应该说还是高度肯定的。实际上这就宣告了不许异地监督的破产，或者说那个规定是形同虚设。

所以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公民个人，公民个人应更小心一些。因为他缺乏经验，也没有相关机构的保护；我觉得他太弱势了。但是媒体，尤其是北京、广州的媒体，我相信现在有更多的可作为的空间。

我倒是觉得，公民记者也好，利益相关的公民个人也好，最好还是谨慎地从事他们自己的调查，而主要是向传统媒体、或者是互联网披露信息。这个做法可能对揭露问题更有效一些，对他们造成的一些损害也会小一些。

晓明补记：

展江坐在电脑前，屏幕上是一篇有关媒体监督与公民社会的文稿。他的研究生不时进来，和他商量着什么事。我们的谈话持续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因为主要是我请教他，所以他谈得多，而我的问题，多半没有记录下来。采访结束后，我问他，你的这些观点可以公开吗；他说没问题。

我在五一假期整理出这篇采访稿，未来得及经展江教授审阅；选在今天结稿，作为对2009年世界新闻自由日的纪念。

好伤啊。一个月，分手三次。

今晚，先光第四结束了；去年一直没有写成的“先光的忧郁”，估计还会继续搁浅一阵子。

太多的情感的周折，工作的压力，搞得精疲力竭，心力交瘁。每年的三四月，俨然充满所谓的“怨念”，眼泪也比平常多洒几公升。一些事，一些想法，只能用嘴说说，随风就飘走了；若是用文字记下来，回头看，或会后悔，或会抱憾。总之，太多伤感。

一篇提到“灵芭县长”，一篇是许久前去性玩具店后回来发的图片，双双被过滤了。县长的事情，和中国的民主改革休戚相关，被滤简直是天经地义，连过滤后的提醒也不发，一片苦心，可以理解。但是性玩具也不可以推广，那么多届性文化节都白搞了。莫名其妙。

那天在Facebook上，无意中发现了一个朋友的出生年份，居然是1939。 差点掰断了手指，才算出来是距今70年的一个时间。而且纵跨了二战、“解放”、“建国”、各种跃进、革命、改革，等等。仿佛超出来了我这一代的结识能力——我不相信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和理解力，和经历过这所有一切的人沟通并成为朋友。我想他可能在开玩笑。但是我选择了沉默。 自己慢慢揣度好了，从他的文字里，也许可以发现一些原因。

时间，用俺的博客更新速度来计算的话，六张帖子是一年。

还是郁闷中找乐吧。如果你是美国人，你会选择做什么？

Stimulus Payment (US)

Sometime this year, taxpayers will receive an Economic Stimulus Payment.
This is a very exciting new program that I will explain using the Q and A format:

Q. What is an Economic Stimulus Payment?
A. It is money tha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ill send to taxpayers.

Q. Where will the government get this money?
A. From taxpayers.

Q. So the government is giving me back my own money?
A. No, they are borrowing it from China . Your children are
expected to repay the Chinese.

Q. What is the purpose of this payment?
A. The plan is that you will use the money to purchase a high-
definition TV set, thus stimulating the economy.

Q. But isn't that stimulating the economy of China?
A. Shut up."

Below is some helpful advice on how to best help the US economy by spending your stimulus check wisely:

If you spend that money at Wal-Mart, all the money will go to China.
If you spend it on gasoline it will go to Hugo Chavez, the Arabs and Al Queda
If you purchase a computer it will go to Taiwan.
If you purchase fruit and vegetables it will go to Mexico, Honduras, and Guatemala (unless you buy organic).
If you buy a car it will go to Japan and Korea.
If you purchase prescription drugs it will go to India.
If you purchase heroin it will go to the Taliban in Afghanistan.
If you give it to a charitable cause, it will go to Nigeria.
And none of it will help the American economy.

We need to keep that money here in America . You can keep the money in America by spending it at yard sales, going to a baseball game, or spend it on prostitutes, beer (domestic ONLY), or tattoos, since those are the only businesses still in the US….

成都的美国好友一早发过来一个链接，是他今年暑假在美国Mayhew做义工时的同事兼室友的摄影网站。网址很猛，叫GCDphoto.com，我还以为作者在中国，要不怎么会对GCD趋之若鹜，结果，GCD是Gabriel C. Diaz，他老人家名字的缩写……耶鲁大学毕业，现在在做consulting的工作。又是一个有才的高学历无色皮肤人，今年遇见N个了。喜欢他的照片，日常的场景和色调，但细看却很超现实和失序，一种潜在的混乱感，倒真的和GCD统治下的祖国很相似。

GCD＝后排左二眼镜男